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人”：跋涉在校园与大海之间
年终岁尾，又到了盘点之时。评选年度汉字、年度词语，是近年来人们热衷使用的盘点方式。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即将过去的2019年，你会选什么？”
面对这一问题时，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袁保伦毫不迟疑，一个词脱口而出：“海洋。”
为什么是“海洋”？袁教授给出了两个解释：一是，这一年他出差很多次，绝大多数都是往海军部队跑；二是，这一年他的科研成果多次随舰艇在远海训练中接受检验，自己“几乎天天都在想着海上会有什么状况”。
袁保伦是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成员。48年前，钱学森将激光陀螺的技术原理写在两张小纸片上，郑重地交给了国防科大人。在国防科大几代激光陀螺人的接力拼搏下，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作为新时代的激光陀螺人，袁保伦和团队的使命是让激光陀螺在部队得到更广、更优的应用。
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次次在实验室与训练场之间奔走跋涉。每一场跋涉都不轻松，但袁保伦觉得，“这本来就该是我们军队科研人员的正常状态。”
人民海军驶向大洋的航迹，映照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攻关足迹。万永康 摄
一年出差两个多月——
一个人忙，是一种现象；一群人忙，是一种力量
“你好，我周一下午有空！”
约了3次，记者终于采访到了袁保伦。发出短信定下采访“档期”后，他随即又补充道：“下午四点还要赶去北京的飞机。”
见面后，他带着歉意解释，不是不愿接受采访，而是实在太忙了。在袁保伦嘴里，提到最多的一个字是“跑”——
跑部队做试验、跑厂家做样机、跑评审会鉴定项目……他幽默地说：“东跑西跑，一年就这样跑没了。”
袁保伦粗略估算了一下，今年出差时间大约有60多天，“也就在外两个多月，和往年比，不算多。”
不过，这一年他的旅途路程不短，从渤海到东海再到南海，中国的漫长海岸线上，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这不，今年1月份，春节快到了，人们纷纷往家赶，他却从暖意渐起的长沙直接飞到了冰封雪裹的东北，一待就是十几天。他要安装调试设备，准备迎接年后的长航时航行试验。那些日子里，冷飕飕的海风如冰刀刮面，但袁保伦记得，“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说等过完年后天暖和些再来。”
那次出差，完成设备调试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往南京调研，直到除夕才归家。
3月的一天上午，袁保伦突然接到通知，明天就要开始长航试验。他放下电话就订票，然后背起背包就往机场赶。夕阳西下时，他已到达数千公里之外的某军港，开始调试设备。整个过程，堪比一场紧急拉动。
对此，袁保伦已习以为常。他说，做海上试验，遇上这样的临时通知很正常，因为每艘出海舰艇都有各自的任务，常常是出发前确定了有空位、能把设备装进去，便立刻通知团队准备试验。
袁保伦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个黑色背包。那是他的“战备包”，里面放着证件、洗漱用品、简单的换洗衣物等出差必备物品。一旦有任务，他把笔记本电脑往包里一塞，背上就走。背包的款式是他精心挑选的。“这是第三个了，前两个都是背带连接处断裂，不能再用啦！”他说。
忙碌地奔走在路上，是袁保伦这一年工作生活的常态。在路上，发生了很多令他难忘的故事。一次他的身份证丢了，挤在补办临时身份证的长长队列里，想到可能错过火车，赶不上试验，他急得不停张望、跺脚。还有一次，出差返程中，他突然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紧接着又接到单位的工作电话。电话里，他聊起工作时依然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内心却已如刀绞、悲痛万分。
一个人忙，是一种现象；一群人忙，是一种力量。袁保伦说，“在路上”并不是自己的“专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罗晖，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带头人，一年有近200天在外出差，他不时从部队带来最新的用户需求，然后领着大家一起攻关。于旭东，部队官兵口中的“惯导系统发言人”，承担着到部队维护设备、出航试验等沟通协调任务，每个月至少跑两次一线部队。张鹏飞，质量把控总师，跟着舰船跑了数次海试，有一次为了支撑部队使用装备，一个月就跑了4趟。
这是一个如陀螺般高速旋转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在国防科研战线不是个例。就在袁保伦所在的学院，有的研究所，全体人员全年出差累计超过6200多天，科研人员在一线部队与实验室之间穿梭不停。
在他们每一个挑灯夜战的日子里，都能看到校园里“天河”“北斗”“高超”团队楼里不灭的灯光……
一年只干一件事——
在茫茫荒原中开辟出一条最便捷的路，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别看袁保伦的2019年很忙碌，但他说，自己“其实一年只忙了一件事”，那就是研制某型激光陀螺惯导系统。
这件事做起来挺枯燥。对惯导系统来说，纠正误差的关键是算法，而算法设计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就像要在茫茫荒原中开辟出一条最便捷的路，有时候你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袁保伦负责的正是算法，冥思苦想最“魔怔”的时候，他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到了深夜才想起没吃饭。
袁保伦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行军床，这张行军床一次次陪着主人通宵达旦。今年，他研究出的10余种算法，全在夜深人静时诞生。
这一切，在袁保伦看来都是值得的。他一直记得，几年前，团队完成试验后的一台原理样机直接被部队要了过去，再也不肯归还，“想拆都不让我们拆”。前不久，海军某部的一位老士官又给他打来电话：袁老师，我们马上要执行重大任务，有更好的设备能借我们用吗？
“不是太拼，而是部队的需求催着我们往前赶，不得不拼！”袁保伦说：“事关战斗力建设的东西，别说一年，就是拼上10年也要尽快干出来。”
令他欣慰的是，今年，他主导研制的某型激光陀螺惯导系统“总算是成了”。那天，他凝视着我国“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的照片，心中感慨万千：“老师，学生没有丢您的脸！”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敲响高伯龙院士办公室的门，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他成为高院士研究生那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历经长期攻关，刚刚实现激光陀螺工程化研制，紧接着便开始转向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的惯导系统研究。于是，学理论物理的袁保伦被导师引向惯导系统研究方向，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跑就是20年。
人生能有几个20年？又有多少人能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驰而不息，一转就是20年？
20年干成一件事，袁保伦觉得很值得；20年只干一件事，袁保伦觉得新挑战无处不在。
新挑战来自部队一线的新需求。今年5月，某型装备小批量生产会议上，一位舰长问：这个维护方便吗，旧船能不能直接用？一位负责舰船总体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能不能让设备接口和既有船舶的协议兼容……虽然有些要求，最初的研制任务书并没有涉及，但袁保伦一一记了下来，作为下一步改进设计的目标。
从跟随导师高伯龙从事激光陀螺研究的第一天起，他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要用的。”
如今，他们的成果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今年的国庆阅兵中，有多型先进武器装备列装了他们研制的高精度激光陀螺。说到这里，袁保伦格外自豪：“我们没机会执掌大国重器，但我们能帮助它们行得更远、瞄得更准。”
一年不缺席一节课——
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是助力科技兴军的最好“成果”
在从事科研之外，袁保伦每年还担负着研究生教学任务。
他教的课程叫“光电惯性技术”。每一节课他都精心准备，不管科研任务有多忙，都从不缺席。有时候，赶上出差和上课冲突，人在外地，他宁愿多跑一趟，飞回来上完课再飞走，也不轻易调课。
课堂上的袁保伦和在实验室里没什么太大区别，依然严谨，只是偶尔会讲一点在部队调研的故事，让大家跳出枯燥的课本，看看新技术广泛的应用前景。
这门课程难度大，需要用到大量艰深复杂的数学公式。袁保伦的理论物理功底深厚扎实，工程应用又得心应手，讲什么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学生给他看程序状态的曲线图，他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课后有学生提问，他总是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才走。
学员李佳翼感觉，每听袁老师讲完一节课，都像是做完了一个项目。“他总能结合应用提出现实问题，从理论的迷宫里带着你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经过这种学用结合的讲述，你便茅塞顿开了。”
带自己的学生如此，指导别人的学生，袁保伦也是如此。硕士研究生孙志刚的毕业论文是与导航技术相关的应用型课题，研究中遇到涉及惯导方向的问题，他便尝试着向袁保伦求教。袁保伦虽然不是他的导师，但总是悉心指导、有问必答。毕业后，孙志刚对惯性导航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今也加入了惯导创新团队。
今年7月，学校组织科技夏令营。袁保伦专门抽出时间指导参加夏令营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惯性导航车载实验”。看着学生们拿着测量仪器，跟着车在校园里兴奋地四处跑，袁保伦欣慰不已。他希望这些聪颖的年轻人也会被这项技术的魅力吸引，就像他当年被高院士引导着一样，走上惯导技术研究之路。因为，“一项科研事业总是需要传承的，对于一代国防科研人来说，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就是助力科技兴军的最好‘成果’。”
袁保伦口中的“人才”并不局限于校园之内。由于某型装备即将列装，他很快就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学生——基层官兵。为部队做装备技术培训已列入他明年的工作日程，他对此充满期待。
去年，围绕某设备的使用，他已前 往部队给一批官兵做了10个课时的培训。培训中，他既讲设备的操作手册，又讲设备的工作原理、运行特点、软硬件结构——他想让官兵们不仅会用设备，还能会修理。
那次培训，来听课的有年近半百的基层技术干部，也有20来岁的年轻士官。袁保伦经常被官兵们“围堵”着提问，也一次次被大家眼神中对新技术的渴求所感动。
“部队都很欢迎我们去讲课。”袁保伦指了指自己那枚印有“国防科技大学”字样的臂章说，官兵很信服咱们，每次学校的科研人员去部队，都会受到热情欢迎。
他觉得，这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是在科研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建立的，是靠过硬的装备一次次经受住实战化考验而建立的。
站在岁末，展望明年。袁保伦给自己列了一长串的任务列表，列表的末尾是一个小心愿：争取把驾照考到手。
这个心愿已不是第一次被列入他的年度计划了。4年前他就报名学驾驶，直到今天他仍没时间去练车。
聊到这里，袁保伦笑了：“估计这仍然是个奢望，明年还有好多事要做，肯定只会更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