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热点话题丨文书之“痛”背后的病因何在？

依法治军的观念尚不牢固，“自讨苦吃”平添忙乱

困扰并非全部来自上级，一些基层主官不懂得按照规章制度抓管理，“自讨苦吃”给官兵平添忙乱。

上级的法规政策到了基层变了形、走了样，甚至搞一些偏离法规政策本意的“高指标”和“土规定”，官兵的基本权益难免受到损害。

今年初，该师制定了一系列惠兵政策，其中规定干部轮休由营一级统筹把关，但某团却规定干部轮休统一由干部股承办，并由团主官审批，人为拔高了审批权限。

2018年初，师里下发《关于规范基层政治工作落实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全师基层连队废止《政治教育考勤表》，机关检查思想政治教育软件资料时，基层不需要打印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件。宣传科副科长杨会丰到基层检查时却发现，某高炮连仍然建立教育考勤登记表，且要求本人签字。某团五连打印上级文件、方案，装订迎检文件汇编多达34种。

问及原因，两个连队的指导员均表示规定下发时自己不在位，因此不清楚具体要求。

“不清楚具体要求”并非个例。对此，某团组织对22名连队主官进行的政策法规考核成绩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考核平均分仅为75．5分，6人未达到合格标准。

基层主官对法规制度不精通不善用，依法治军的观念尚不牢固，直接后果就是官兵忙得不明不白。比如，在组织支部委员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时，上级并没有具体规定哪些需要上会学习。某连为了避免日后机关检查时返工，指导员要求所有的文件一律上会学习，这让负责会议记录的组织委员有些不解：“没有规定要不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吗？”

事实上这名指导员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团里规定上级未明确要求会议研究的，一般不单独列议题召开会议，可有时团里刚传达一件事，营里就立刻召集连队主官开会提要求、列标准，甚至还要求当场表态并研究落实措施。

另一些时候，在法规制度面前，经验和惯性占据了上风。该师规定：战士的手机由班排保管，且手机柜不得上锁，只要非正课时间均可自由取用。某团三连却以“战士外出训练，容易弄丢”为由将手机柜锁上。其实连队主官很清楚师里规定，只是心里有个小九九：“怕放得太开引发管理问题。”

军事训练大纲规定了年度体能训练总时间，折算下来，工作日每天按计划训练完全可以达标。然而一些连队仍坚持周末和节假日组织体能训练，谈及原因，大多是：“大家都这么做，也就没人去质疑了。”

基层主动“加压”、自我“加码”，与过去一些做法“惯性”太大有直接关系

“有的领导把‘减负’当作亮眼的饰品，官兵的负担不减反增。”这并非耸人听闻，宣传科干事张国鹏感触很深，“有些人身子已经迈进了新时代的大门，脑袋却还没进来。”

今年年初，该师领导在一次全师干部大会上提议开展“铁骑向上三声亮”活动，目的是“让官兵的工作、生活充满歌声和欢笑声，进而转变成训练中嘹亮的呼号声”。

活动的初衷是积极的，为了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师机关也并未下发活动落实细则。然而基层在组织活动时，却有不少南辕北辙的做法——某团二连制定了“三声”评比量化考评表，经常组织歌声、呼号声训练评比，甚至还购买了分贝仪用来测量官兵们的呼号声大小。

“刚开始觉得可笑，后来觉得可气。”这位师领导在一份调研材料中写道：“这种折腾官兵的风气该恨，藏在背后长期引领这股风气的导向是不是更该恨？”

事实上，一些基层主官热衷出彩头并不是心血来潮。某种程度上说，基层主动“加压”、自我“加码”，与过去一些做法“惯性”太大，有着直接因果联系。

该师的调研报告指出，不少机关干部部署任务时层层加码，把“数量”当成绩、把“次数”当落实、把“频率”当效果，且在工作评定上，不是依据部队建设是否进步、战斗力是否提升、基层官兵是否满意、现实困难是否解决来树立导向和标准，而单纯以文电下发、活动组织、考评检查、经验转发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评价工作、体现成效。

上级对“痕迹”的重视，促成了基层的“过度留痕”。如今机关一纸公文提倡“减负”，但基层的行为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

今年年初，为了避免频繁督导检查扰乱基层秩序，该师某团规定营连每个月组织一次安全自查。

然而，营里召集连队主官签订安全责任书，连队又组织官兵人人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自查变成了例行公事，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了“书面”负责，大家应付差事，再好的事也渐渐趋于形式。

能力素质欠缺，减负就容易做“无用功”、走“回头路”

有时，方案制订很科学、要求很严肃，一些工作的落实过程却充斥着不确定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在人的能力上。

对各级来说，不怕无策，就怕无心；不怕无招，就怕无能。纠治形式主义，对能力素质来说无疑是场大考。

一些机关干部抓建基层的能力素质偏弱——有的对基层不了解、对业务不懂行，办事情凭感觉、做事想当然，不得要领、瞎开药方，结果越指导越忙、越帮带越乱；有的视野不够开阔，不善于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创新办法举措，见事迟、反应慢，有想法没办法；还有的不注重掌控全局、跟踪问效，不会抓过程控制，做不好“下篇文章”。

基层自主抓建能力偏弱的现象也不容忽视——今年初，该师梳理归纳基层连队正规化建设所需软件资料和登记统计项目，取缔了3类14项“无法可依”的痕迹管理，并明确“官兵思想调研重在平时、重在经常，经常性思想教育不再单独撰写打印报告”。但不少连队主官离开“痕迹管理”就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依然要求官兵撰写思想报告，甚至搞只有样卷和统计结果的“迎检问卷”。可见，能力素质欠缺，减负就容易做“无用功”、走“回头路”。

凡此种种，加重了文书之“痛”。在采访中，不少文书谈道：形式主义久治不绝原因是多方面的，根子虽然在上面，但每名基层官兵也有一定责任。减负，没有与之相应的能力作保证，其实也是文书们自身无法回避的“痛点”。

“能力不够，时间来凑。”某连战士郭卫东担任文书之初，办公软件操作使用磕磕绊绊，上级下发的通知内容转述不全、表达不清，时常遗漏和搞混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反反复复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郭卫东从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可惜的是，努力没有换回信任。郭卫东成了连队2年内被换掉的第3任文书。

“拿来就用、不行就换”同样在其他连队上演，“下岗”的文书们大多承认，因能力不足造成的“粗错漏”给连队和主官确实带来了不利影响，可一旦没有功劳，苦劳基本也被否定了，让他们内心更加苦涩。

“一个好文书能成就一个好连队，一个好连队必须有一个好文书。”一个好文书，在反对和纠治形式主义中，可能发挥“过河卒子”的大作用。他们的成长，也需要更多的培养和关心。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