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见证：察隅，离成为真正的西藏“江南”不远了

这就是察隅，一个完全不像西藏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察隅被称作“西藏小江南”，我的军旅生活就从这里开始。察隅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请关注今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的详细报道——

　　当春风吹进那座雪域边城

——一位西藏老兵眼中的40年变迁

■罗美富

　　上世纪70年代，边防团官兵帮察隅百姓修缮房屋。

　　察隅县古拉乡目本村今日新貌。

1976年的冬天，我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从家中徒步50公里赶往成都火车站，奔赴我的下一个人生目的地：军营。更准确地说，是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火车慢速前行，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陌生。几十个小时后，拉萨站到了。一下火车，一股冰冷的空气迎面袭来，穿着部队配发的大好几个鞋码的布鞋，我的脚冻得发麻。

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泥巴路，来到路尽头的一个大院。整理完行李，我们吃上了进藏的第一顿饭。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辣椒炒猪肉和萝卜炖油渣。那时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实属不易，想必是对我们这群新兵的厚待。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匆匆登车赶往驻地。在老解放卡车的车厢里颠簸了四五天后，终于到了驻地军营。下车一看，我们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山坡上森林郁郁葱葱，山谷间清泉流水潺潺，和我们想象中的西藏完全不同。

这就是察隅，一个完全不像西藏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察隅被称作“西藏小江南”，我的军旅生活就从这里开始。

我的第二故乡

察隅在哪里？在西藏自治区东南端，在祖国与缅甸、印度交界的密林深壑中。因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那个年代，当地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巴巴。

这里绵延着数百公里的边境线，我们边防官兵与当地群众一起，共同守护着神圣国土，亲如一家。藏族老阿妈阿姆常会来我们的军营，我特别喜欢她递过来的热腾腾的酥油茶。听战友们说，前年驻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住在山下的阿姆一家被雪崩埋住，阿姆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全部遇难，只有阿姆当晚睡在亲戚家免于遇难。后来，官兵找来木板制成棺木将阿姆离世的亲人安葬，又帮阿姆搭建了房屋，全团官兵还凑钱给阿姆买了生活必需品。阿姆为了感谢官兵的恩情，时常到军营里来走动，帮大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们也会边喝她打好的酥油茶，边和她聊聊天。她把我们当亲人，我们也管她叫“阿妈”。

后来，我把阿姆的故事讲给旺堆听。旺堆是一名孤儿，父母病故，两个哥哥自小相继夭折。我看着旺堆独自过着凄苦无依的生活,着实扎心，一有时间就给他讲解书本上的知识，给他讲山外的世界。旺堆成了我在察隅第二个最亲的人，这小子也没让我失望，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察隅当了一名警察。

察隅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

没被遗忘的察隅沟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激荡全国，连如此偏僻的察隅沟都迎来了春风。这里使用了千年的物物交换方式渐渐消失，商店和纸币开始出现。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2月18日，单位配发了建连以来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这绝对算得上是个“高大上”的稀罕物件，电视机一装好，全连近百人每晚都挤在一起盯着那个小小的黑白屏幕。

1979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们在地里收土豆，广播里突然传来一个动听的声音，是邓丽君！整个土豆田里顿时一片沸腾，很快大家又陶醉在歌声里，几乎忘了收土豆的任务。邓丽君之前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但她的歌声晚了三五年才传进察隅沟。

随着川藏公路的不断修建，内地的很多新鲜玩意儿也涌进了察隅沟。最受欢迎的还是报纸书籍和收音机。关于报纸，那时连队还闹出一个笑话。有个新兵拉肚子，情急之下把报纸当了手纸用，后来被发现，不仅写了检讨，还被罚抄了5遍报纸上的文章。那个年代，一张报纸可以看上百十来回，等到收存的时候，已经基本没了“纸样”。

这里的时代节奏一直慢了几拍。但这一次，改革的春风没有遗忘这座雪域高原的边城。

那个叫顿珠的信使

1979年12月，我如愿转为志愿兵，月底被安排到竹瓦根镇日东村附近的驻地担负为期半年的驻防任务。那里距县城不足百里，一年中却有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过，日东村村民很少因交通中断而出现缺粮少药的情况，因为有我们这群驻防官兵和他们共渡难关，尽己所能帮他们排忧解难。

年关将近，我把所有对父母的思念都写进信封，让顿珠帮我带到县城寄出去。顿珠和他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快递员”。顿珠是哨所驻地的村民，他的父亲以前是骡马队的，因为一次事故离世，只给顿珠留下两匹马。顿珠牵着马走上了父亲的路，成了村里物品流通的小商贩。同时，他也是哨所的信使，每次上山都会给战士们带来远方亲友的问候。

入冬以来，山上连降大雪，下山的路被大雪掩埋。按照以往上、下山需要的时间计算，顿珠应该赶回来了，可他的身影迟迟未出现。村长见天气恶劣，料到情况不妙，村民和官兵们决定冒着大雪沿着下山的路寻找。最终，我们在一个野猪洞里，发现顿珠斜靠在石头上，已经没了呼吸。他身旁有一堆未点燃的干柴，上面扔着一盒湿透了的火柴。他的怀里，紧紧抱着那个破旧的邮包，里面装着的信件中，有我的家信。

回到哨所，处理完顿珠的后事，我才找时间读完了那封家信。信里说父亲病重，要我尽可能回家看看。得到连队的允许，我匆匆忙忙准备下山。临走时，村长请来两名骡马队的前辈带我下山，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野猪洞里。这是我最后一次离顿珠那么近。

第一次回家探亲

下山后，我换乘开往林芝的铁皮车，继续着赶往家乡的步伐。尽管川藏线沿途风景秀美，我却无心观赏。家信寄出的时间是1980年1月2日，可整整一个半月后信件才送到我手中，我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愈加恶化。

1700多公里的路程，经过9天的辗转跋涉，我从日东哨所回到了家乡重庆。4年过去了，眼前的家乡让我十分不适应，街上出现了揽客的私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也比我离家时多了许多。从火车站花6毛钱就能坐车到家门口，比起入伍时负重几十斤靠脚力赶火车方便多了。

之后的年月，我从志愿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在归家与离家的路途中，眼看着川藏线沿途从泥巴路变成石头路，从石头路变成柏油路，川藏线也因此成为我军旅生涯一个难忘的印记。而1995年4月开通了成都至昌都的航线后，每一次我回家探亲和妻儿来队，都是单位安排乘坐飞机往返，愈发快捷。

20多年间，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

今日察隅

2000年清明节那天，我去给阿姆和顿珠扫墓，也是向他们道个别，年底我就要转业回故乡了。他们没来得及过上好日子，阿姆生前没见过轿车，更不知道手机是什么。而顿珠，如果当时他有一辆摩托车，也许就不会离世。

临走时，旺堆给我送来酥油和青稞面。他说：“爸爸！你喜欢喝酥油茶，回去喝完了打电话给我，我再给你寄……”尽管平时已经听惯了他叫我“爸爸”，可此刻这一声“爸爸”，还是融化了我的心。旺堆是个好孩子，一直在很努力地学习、工作、生活，但与其说是我帮助了他，不如说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离开察隅的15年里，我无数次想沿着318国道回察隅看看，都因为工作未能成行，只能在和旺堆视频聊天时多了解一些。2015年，察隅英雄坡纪念园建成开园，将散葬多地的447名革命烈士集中安葬。我受邀参加开园仪式，终于有机会重回察隅。

部队原本安排我从重庆飞到昌都，我因为怀念川藏线沿途的风景，申请自驾车前往。儿子带着我开了3天的车，沿着川藏线一路前行，眼前尽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和当年进藏时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进入察隅县地界，一切变得熟悉起来。山的样子没变，河流的样子没变，旺堆的踏实诚恳也没变。但是，一切又不一样了，县城的沿山路已经成了一条绿色景观路，村庄也变得“年轻”亮丽，我记忆里的那个察隅已经找不到了。

开园仪式结束后，我去看望阿姆和顿珠。从县城到日东哨所修通了一条公路，骡马队在宽宽的马路和邮车的轰鸣声中销声匿迹。哨所搭起了大棚温室，官兵吃上了新鲜蔬菜，上级配发的汽油发电机和小型水能发电机能保证全天候供电。官兵还帮日东村修建了日东鱼水小学，支援村民日常用电。

在阿姆和顿珠的墓前，我和他们聊了很多，零零碎碎，有当年的回忆，也有今天的好光景。我想，他们在天之灵也会为我们高兴吧。

又过了1年多，我听旺堆说，曾经大多深藏在山沟河谷中的察隅96个行政村已经全部通了公路。察隅，再也不是旧文人笔下那个贫困落后的“瘴疠之地”了。

青山巍巍，绿水滔滔。当春风吹进这座雪域边城，察隅，离成为真正的西藏“江南”，定会不远了。

(冉腾飞、周训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