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忆邓稼先:他的眼神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稼先院长的情景,仿佛是在梦中——

邓稼先的手很凉，有汗，湿漉漉的。

我们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远处的那片荒原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

那是1983年,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前夕，时任核试验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绍我认识了邓稼先院长。

那里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交谈。于是，我们相约，改天到他长期工作的位于大西南的研究院，去听他好好讲那秘密历程中的故事。

没想到，那是邓稼先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没想到，那时的邓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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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马兰花

■彭继超

　　许鹿希、邓稼先与他们的子女（1958年摄于北京）

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1993年，在北京花园路邓稼先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怆然心动的马兰花。这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志特意从罗布泊带给邓院长的。马兰花旁边，是邓稼先的照片——两手在胸前张开，仿佛拥抱着一颗太阳。马兰花已经枯干，曾经浓绿的叶片苍白得几乎透明。它像遗像中的主人那样，把生命和颜色献给了阳光和时光，但它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细心地用白色塑料线把这枯干的马兰花缠绕起来，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许教授告诉我：“这花，已经摆了好几年了。”

在邓稼先遗像旁的玻璃板下，摆放着一张领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奖励金额：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躬下身来鞠躬，再鞠躬……

许教授告诉我：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这是杨振宁来访时他们倾心交谈坐着的沙发，这是邓稼先去戈壁滩时背的水壶，这是准备停电时点的蜡烛……

许教授拿着一本书《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慢声细语地讲述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那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中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1950年回国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于1954年起做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而学术秘书就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邓稼先对钱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间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这次谈话的分量。当晚，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30岁的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她懂得邓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虽然当时女儿只有4岁，儿子才两岁，但许鹿希认为，不能因家里的琐事让邓稼先分心，她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邓稼先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三个人之一，九局后来也叫九所、九院、221厂。1958年8月，邓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历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开始。那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他们的院址，叫作三号院。邓稼先和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们毫无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修建准备存放苏联答应要给原子弹模型的库房。但后来，原子弹模型没有等到，苏联专家却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当时的九所组长以上人员交底，他对邓稼先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高粱地上刚刚盖起的一座灰楼，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个麻袋的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的“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