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1885年出生于重庆巴县(今渝中区),19岁完成举世震惊的《革命军》。
邹容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撰写的《革命军》,在当时风行全国,成为鼓动人民参加革命的号角,讨伐清政府的檄文。
邹容(1885—1905年),原名桂文,又名绍陶、威丹、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人。邹容六岁发蒙读书,由于天资聪慧,在五六年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等。他崇拜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对科举考试深恶痛绝,也鄙薄儒学及其所尊崇的尧、舜、周、孔等圣人。当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他阅读《天演论》《时务报》《渝报》等书刊,思想得到启蒙,对谭嗣同为维新事业慷慨就义的壮举,极为钦佩,并表示将继承其遗志而完成其未竞之事业。
1902年秋,邹容自费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结交革命青年,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资产阶级革命史,并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和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1903年3月底,邹容因参加揭露清廷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丑行的活动而被迫回到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章炳麟、章士钊等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
邹容在日本时即已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他请章炳麟为其润色。章读后大为赞赏,为该书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柳亚子等筹措经费,将《革命军》交大同书局印刷,于1903年5月出版发行。
《革命军》共7章2万余字。书的开篇,就大讲革命之必要,认为要扫除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的奴隶性质,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成就中国的独立富强,就不得不革命!接着,讴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肯定革命是顺天应人的义举,其伟大作用在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革命军》用近万字的篇幅,揭露和批判“贼满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中国所进行的长达260余年的残暴统治.以阐明革命的原因。又说明当时所倡言的革命非野蛮之革命,而是文明之革命,即“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权利,为国民增幸福”的革命。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要效法“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绝不准专制制度在这新的共和国里复活。为此,他在书中提出了25条纲领,为革命后的国家绘制蓝图。这正是《革命军》精华之所在。
在《革命军》中,邹容也提出反帝问题。他号召在革除满洲统治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
《革命军》一出版发行,即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短时间内即出版29次,发行上100万册.为清末革命书刊中销售最多之书。它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国民,鼓舞民众的革命热情,“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之状。呜呼!此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从而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清廷与控制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炳麟、邹容先后入狱,并分别被判监禁3年和2年。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狱中。时年20岁。
邹容死后,人们纷纷悼念他,其所著的《革命军》更是不胫而走。1903年,孙中山亲自携带《革命军》至檀香山进行宣传,与保皇派展开辩论。1904年,孙中山赴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刊印《革命军》万余册。1906年,孙中山又多次写信要求南洋华侨加快翻印《革命军》,以作宣传鼓动革命之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吴玉章等川籍革命党人于1912年2月22日在南京举行四川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临哀悼。之后,孙中山又批准黄复生等呈请,认为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下令“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重庆蜀军政府把邹容列为四川死难烈士第一名加以表彰。1924年,章炳麟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由于右任书写刻石于墓地。1943年,重庆市将原夫子池洪家院子至苍坪街原邹家祠堂一段街道命名为邹容路。1946年5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南区公园修建了邹容烈士纪念碑。邹容在重庆的友人还筹集资金,在杨家坪创办了邹容中学,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