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梅河口

发布时间:2018-02-26 11:47:23    来源:吉林日报    作者:毕玮琳 江培山    责任编辑:谢露莹

山城镇国民高等学校。

集家并屯。

山城镇日本警备司令部。

伪满配给通知书。

伪满储蓄债券。

伪满建设勤劳奉仕纪念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侵占了辽、吉、黑三省大部分地区,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积极筹划建立统治东北人民的殖民机构,妄图长期霸占这里。

1931年12月,伪奉天省政府成立,取代原辽宁省政府一切行政权力。当年的海龙县(现在的梅河口市),被划归伪奉天省政府管辖。1932年2月,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改民国时期县政府为伪县公署,仍沿用原办事机构,海龙仍归奉天省管辖,1941年7月又隶属伪四平省。

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切断东北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寇制定了一套法西斯高压统治政策。

1933年,伪满洲国民政部奉日本参事荒古千次和蛸并元义关于“设立集体部落”的建议,于同年12月,颁布了《暂行保甲法》,第二年又制定了保甲制,以10户为一牌,设牌长一人,一村几牌为1甲,几甲为1保,如果牌中一户出现所谓扰乱治安的“犯罪人”,其他各户都负有连带责任,称作“十家连坐法”。

1935年,海龙县山城镇日本守备队和汉奸邵本良的伪军队伍几百人,集聚在大荒沟(今吉乐乡吉兴村)一带,强迫村民建筑四个土围子,筑上土围墙,逼着老百姓从大荒沟的沟沟岔岔搬进土围子,而后把原来的老房子毁掉。据记载,仅吉乐乡被烧毁的房屋就有1400间,全县有16700多间民房被扒掉。

自1932年至1945年的14年中,日本侵略者在当年的海龙县实施有计划的奴化教育,暴露了日本妄图灭绝中华民族的恶毒用心。

第一阶段,1932年至1936年,主要是调整学校布局和性质,这是推行奴化教育的酝酿阶段。第二阶段,1937年至1940年,主要是对教育体制全面修改,实行所谓的“新学制”,完全纳入了日本的教育体制。第三阶段,1941年至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时体制要求,伪满政府公布“学生奉仕令”,把学生编成班排等军队序列,实行严格的军训,为其所谓“圣战”提供兵源。

在学校教学形式上,注重在精神上的奴化。伪满的“民生部”“训令”明确要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的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目的就是培养对日本殖民主义者俯首帖耳的“忠良”奴才。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周一必开“朝会”。“朝会”就是早会,早会中要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拜听校长奉读“诏书”,向长春伪满皇宫和日本东京遥拜,以表示对日本天皇的感恩戴德之情。遥拜先向北方行90度鞠躬3次,一拜天皇陛下,二拜日本天照大神,三拜建国忠良庙,庙内供奉的是其为建立伪满洲国而死亡的日本将士。早会的另一项内容是宣读“国民训”,这都是歌颂大东亚共荣等奴化内容的。

在教材上,“新学制”实施后,突出了日语的地位。把日语当成主课,在文化上奴化。各科教材,除了满语、地理、历史外,其余均为日本文,学生在校日常用语必须用日语。在教材内容上,也都是围绕“日满一心一德”和“王道乐土”这一中心编成的。如地理历史课就是把东北和东北人民列入满蒙肃慎女真族系之中,从根本上否定汉民族存在的历史,把整个东北日本化。

在人格和人际关系上奴化。日伪把强化劳动作为奴化教育的一种具体措施,在中学阶段,规定每日午后为法定劳动日,除了组织在校田劳动外,常常组织学生到日本开拓团无偿劳动。日伪对学生奴化的另一手段就是“绝对服从”,学校宣扬“武士道精神”和阶级服从,除了绝对服从日本教官和校长的训导外,还要一级管一级,低年级绝对服从高年级。在学校没有言论上的自由,不准谈论国事,不准阅读课外书刊,不准反驳教员言行,日常言行必须遵照“建国精神”和修身、经学课本所学的内容为准则,否则就是越轨,将视程度不同给予处分。

海龙县沦陷后,历经14年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残酷的政治奴役的同时,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使海龙县的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损失最严重的是土地、森林等资源。据资料记载,修铁路、公路、机场占地2831.9公顷,“集家并屯”占地969.9公顷,“集家并屯”后荒废土地4077.5公顷,日本开拓团霸占1480.2公顷,粮食损失550484吨。仅伪大同元年,日伪在全县砍伐树木2250立方米,损失牲畜8811头……

日本侵略者经济掠夺的手段很多,这里介绍以下几种:

强迫储蓄搜刮民财。日伪从1939年到1945年,通过强制手段,开展所谓的名目繁多的“国民储蓄运动”,储蓄额增长11倍,从而搜刮民财。职员义务储蓄,伪满政府制定的《职员义务储蓄规程》中规定,薪俸150元以下者,应存2%,150元以上者,应存4%;卖粮储蓄,每卖一吨出荷粮,高粱、玉米扣收30元,水稻扣收50元;房地产交易储蓄,规定一笔在3000元以上之土地、建筑物及其附属物、地上权、耕种权、典权、土地建筑物租赁权的承受人,在支付价款时,必须同卖主共同到伪中央银行、兴农金库等单位登记,办理相当于价款5成的金额参加储蓄。此外,还有鸦片储蓄、必胜储蓄票等。由于长期不准支取,致使到1945年日本投降,海龙县百姓手中有各种储蓄票达110万元之多。

“兴农合作社”控制粮食交易。1940年,日伪将金融、农事两个合作社及金融会合并,成立了伪满唯一的农村协同组合——兴农合作社,而后在全县建立13个办事处,其实质是通过合作社控制粮食交易、垄断市场,达到经济掠夺的目的。

通过税收杠杆进行掠夺。增加科目,提高税率,是日本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手段。通过对税法的修改完善,到1940年,各种捐税涉及25个行业26种,仅地方捐税就有马车捐、屠肉捐、不动产所得税、房捐、粮捐,甚至还有狗牌税等苛捐杂税。据资料,1936年海龙县征收粮捐6万元,户别捐3.4万元,1937年海龙县征收房捐37万元。

实行粮谷“出荷”与“献纳”掠夺。“出荷”又叫“契约粮”,就是逼农民卖粮。每年春天,伪县公署就派出“粮谷出荷督励队”挨家挨户地核对土地亩数,签订卖粮契约,秋天就督促卖粮,大豆、水稻出荷量要占地产量的90%,高粱、玉米要占60%至70%,但是大豆、水稻交完出荷粮剩下也不准自己食用,要查封留下作种子,种水稻的农民一年也吃不上一粒大米,吃大米就是“经济犯”。

“配给制”下的掠夺。“配给”就是对大众所需的日用品实行全面的配给制,不仅吃的粮食要配给,就是日常穿的、用的,除了烧柴外,像棉花、胶鞋、火柴、炼油等没有一样不是定量供应的,每户发一个“生活必需物资购入通账”,各户持“通账”到指定的配给店购买定量的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以后,许多日本商户巧取豪夺中国的工业原料,然后再将洋布、洋火、洋油运来,大发其财,摧毁中国民族工业。

日本“开拓团”的直接掠夺。“开拓团”就是日本侵占中国后,大量地向东北移民,在东北耕种土地,移民集中的部落叫做开拓团,是直接侵占东北土地资源,实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自1935年开始,日本在海龙县建立开拓团,直到日本投降,境内究竟有多少开拓团已无资料可查,只有资料记载,日本开拓团强占农民土地148002公顷。

黑恶的“勤劳奉仕”。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统治,为“大东亚圣战”补充兵源,颁布了征国兵法,规定凡年满19岁的男青年都得登记呈报,按规定体检服兵役,同时又制定了强制民众参加“勤劳奉仕队”的各项法令,凡是没有服兵役的人员一律要服劳役。据记载,从1940—1945年间,海龙县共出“勤劳报国队”35745人。由于服劳役住的是工棚,吃的更差,卫生条件也不好,劳动强度大,致使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从1932年到1945年,海龙县“勤劳奉仕”伤8866人,死亡8841人,失踪619人。

1932年,农历七月初六,海龙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发生了。当时,住在四合堡村陈家街屯小西沟(现红梅镇刘大村)的地主张振魁要娶小老婆的消息传出后,附近七里八村的亲朋故友都准备来赶礼贺喜,当时驻守在山城镇日本守备队第五大队听说“胡子”头“海蛟”带领人马驻在小西沟,准备赶礼,于是就赶来准备一网打尽。农历七月初六那天,张家办喜事,请来了戏班子,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附近的村民都来赶礼。日本守备队第五大队在情报不明确的情况下,在村外的山上先向村里打炮,而后包围了整个小西沟,见人就杀,连妇女孩子也不放过,最后制造了118人惨死的血案。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海龙县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县委委员王仁斋就在海龙县组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特务队,也称“打狗队”,有队员50多人。

1932年8月,共产党员蔺秀义,按照中共柳河县委的指示,在海龙县委的协助下,组建了柳河抗日游击连。海龙县委又以“打狗队”为基础,组建了海龙工农义勇军,随后柳河游击连加入进来,同年9月,海龙工农义勇军又编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来到海龙县巡视,主持召开了中共海龙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将海龙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县游击队。以后几经改编,划归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当年发生在海龙县境内的大小战斗无数。

智歼南山城子守敌。1933年8月,杨靖宇从南满赶到磐石县红石砬子村,主持了有磐石县中心县委和海龙游击队参加的军事会议,为扩大游击队政治影响,决定攻打清原县南山城子日伪据点。杨靖宇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海龙游击队担任主攻任务,有300多名官兵参加了战斗。根据侦察情况,杨靖宇决定采用小股部队诱敌出城,引敌增援,一举歼灭。几股小分队按计划从不同方向向南山城子伪保安队发起进攻,打打停停,把敌人引出了城外,当敌人追到我方埋伏圈后,我游击队员一齐开火,不一会儿就打得敌人横尸遍野。此役,共缴获小炮6门,炮弹70余发,轻重机枪20挺,长短枪1000余支,弹药50余箱,战马20余匹。

奇袭二道岗伪自卫团。二道岗是康大营乡境内一个较大的村落,东邻磐石,西接东丰,有海龙通往伊通的公路纵贯村中,是一个交通要道。二道岗村自卫团以汉奸地主王德为首,有步兵马队共40余人,长期作恶,不仅为害乡里,还影响游击队的活动。1933年,海龙游击队先后两次攻打二道岗,拔掉了这颗钉子。

夜袭康大营伪警察署。康大营是伪满海龙县四区所在地,1933年伪警察署迁此,占据了中心街的一家大院,在四周加筑院墙,建起了炮楼,成为游击队活动的一大障碍。1934年5月,南满游击队决定拔掉这颗钉子。5月24日夜,游击队按计划冒着大雨,悄悄摸进康大营,在内应的引导下,翻过高墙,摸掉岗哨,切断电话线,进入屋内,解除了睡梦中伪警察的武装,捉住了伪署长赫寿天,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作恶多端的伪署长赫寿天被就地正法,其余民愤不大的警员经教育后被放回了家。(记者 毕玮琳 江培山)

参考资料:《梅河口历史初编》《海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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