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字的回忆录
受伤后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厂内，并配合日本师傅工作。眼看着因为没有得到消炎药品，因感染而日渐肿大的手指，他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这里。”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看守少年见习工宿舍的，是中国人，对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里报信后，胥金和的一位叔叔来到哈尔滨“接应”。最终，在工厂内中国劳工的帮助下，胥金和趁着夜色逃离工厂，与叔叔两人连夜赶回了肇州老家。
由于已经严重感染发炎，胥金和的三个手指都被砍去一节。经过三个多月治疗后，情况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辈子，他说，至今到阴天下雨时节，自己的手指还会作痛。
由于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重又开始学习钣金技术。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区法院工作，1954年调入沈阳，成为一名法官。之后，胥金和进入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局工作，并以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
2004年开始，胥金和陆续将自己在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进行记录，“想起来一点就写一点”。如今，这些用蓝色圆珠笔，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的回忆材料，已经超过万字。此外，退休后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资料。
胥金和说，每年到9月18日这一天，自己都会将回忆录翻出来，戴上老花镜，慢慢往下翻。“有时候真不愿意想起来，但就是不能忘。”
■ 对话
胥金和：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沈阳，生活安稳。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会显得很激动，老人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为还原历史“出份力”。
新京报：回想起在日军工厂的经历，是什么感觉？
胥金和：就是四个字，不堪回首。当时年纪小，被连哄带骗拉进去，去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剥夺了，没有那么容易出来的，就一直干活。
新京报：在工厂里主要承担什么工作？
胥金和：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哪有什么技术，只能是给日本师傅服务，拉个电闸递个钳子，语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交流，他们也不怎么愿意跟我们交流。
新京报：到了工厂后发现被骗了？
胥金和：根本没有什么工钱，也没有楼房住。吃不饱，一天就一碗小米饭，喝的汤有点黄豆粒泡着。大米饭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天的饿，那种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
新京报：日常工作会受到处罚吗？
胥金和：说错话，或者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规矩做事，都要受罚。打个比方，有一次，伪满海军学校毕业生到工厂参观，都是准尉军衔。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们干活就干活，不能抬头看，当时我刚去，不明白这个规矩，抬了头。这批参观学员走了后，被厂里的日本兵用脚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凶。
新京报：为什么几十年后，还要将这样不堪的经历记录下来？
胥金和：日本731部队的暴行不断被披露出来，我算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想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未来留给后人做参考也好，成为起诉日军暴行的证据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王煜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袁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