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军民融合发展缘何上升为国家战略

　　姜鲁鸣教授

发展引擎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依然徘徊在世界第70位至80位之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性下降危险，亟须找到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新引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新思路。

制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建设在刺激增长、促进转型、增加就业、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强大动能。我国船舶制造业为什么在船舶载重吨总量上会超过韩国、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军用船舶业几十年的持续拉动。“北斗系统”为什么能产生数千亿元的产业带动效应？为什么能带动智能汽车、物联网、车联网等一批新业态？根源在于它对国民经济技术产业群所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带动效应。“神舟”飞天、“嫦娥探月”等大型国家工程，也都有力拉动了相关高端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发展的源泉在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全球科技创新异常活跃，3D打印、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深海深空探测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举世关注，展现出人工智能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无限空间。世界军民融合发展正进入一个“创新引领、多点突破、体系重塑”的全新阶段。各主要国家力图通过有效的战略运作加速军民深度融合，以最快的速度把新科技革命成果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从而抢占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这对我国形成了持续的动态竞争压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我们就能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用一个经济技术基础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能极大地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

复兴基石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一幕幕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剧不断上演，看似混沌无序的治乱兴衰背后，蕴藏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大国崛起，成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大国衰败，败于经济和军事的长期失调。一个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剧烈的权力格局变动中赢得主动，关键是实现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双向跃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中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崛起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将始终面临种种制约国家安全和发展统筹协调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应对严峻挑战，特别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统筹安全与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深入一步看，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有更为迫切的特殊需求。现阶段我国军民融合的微观主体、技术起点、经济体制、法治环境以及国际环境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的差异性。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总体上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法治环境为平台的，因而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不存在较大矛盾。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尽管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总体上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环境中进行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还不完善不健全，现行体制中仍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倾向，军地之间缺乏有效的体制联接整合，军地两大系统内各自为政，“多张皮”“多龙治水”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加剧了军民融合职能“缺位”“越位”“失位”的现象，造成了“多头提需求、分散搞对接、各自抓建设”需求对接障碍。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就会陷入“指头硬、拳头软”“要素强、系统弱”“有资源无力量、有实力无能力”的境地。今天，要实现军民之间“车同轨、书同文”，形成强大合力，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规划，建立更为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政策推动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安全与发展相促进的战略红利。

（姜鲁鸣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